几年前，吴旭琲从加拿大回国创办了加华环境，他希望自己的市政垃圾处理新技术能够帮助中国不要再走上垃圾焚烧发电这条已经被工业化国家遗弃的道路。

　　今天，垃圾焚烧对于我们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概念。由于其恶名远扬的二英排放污染问题，近年来，它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在北京、南京、深圳、番禺、吴江、襄樊等一系列城市，都发生过市民集体抵制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事件。

　　虽然“挺烧派”认为随着技术的成熟，垃圾焚烧过程中二英的生产量已经极大幅度的降低，但是作为一种剧毒致癌物质，微量二英的长期积累也有可能对人体健康构成致命威胁。西方学者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工业化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限制垃圾焚烧发电工艺，比如日本，到2000年时已经关停了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占到其总量的70%。加拿大甚至立法要求炸毁已有垃圾焚烧设施。现在，全世界有15个国家立法限制垃圾焚烧技术，其中工业化七国中70%出台了限制政策。

　　面对一项已经几乎被宣判死刑的技术，一个走到死胡同的产业，吴旭琲信心满满地走上了回国之路。

　　加华环境提供的是一种基于源头分类的环保型垃圾处理技术。在把可回收和不可降解垃圾分拣出去之后，吴旭琲将可降解垃圾进行填埋，运用自己独特的发酵工艺合理利用垃圾渗滤液加速降解过程。而加华**独到的技术是，能够把垃圾填埋气加工成为工业原料甲醇。由于垃圾填埋气主要由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组成，所以吴旭琲的技术不仅仅能实现渗滤液和垃圾填埋气的资源化利用，还能因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出售CDM减排指标。

　　早在回国之前，吴旭琲的新工艺就已赢得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家投行，以及欧洲碳基金会的青睐。他是带着老外的投资支持回到中国的。

　　“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成本都要几亿元，是同等处理能力的填埋厂的若干倍。我们的建设成本和填埋厂相当，但我们是带资金去的，我们给城市承诺加华投资1亿美元。”工艺环保、安全，还自带巨额资金，吴旭琲回国时几乎没想过失败两个字。

　　但是三年的时间，他奔走了十几个城市，仅有的收获是在山西晋城做了一个日处理垃圾能力仅500吨的示范项目。“那个处理量，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经济，但我没办法，只找到这一个机会。”吴旭琲说。

　　“我面对的是一个支持垃圾焚烧的强大利益集团。”吴旭琲总结这三年的体会，“我们走过的绝大部分城市都是一口咬定了垃圾焚烧，没有垃圾可给我们处理了。”在华中某省会城市，当地招商局的局长用同样的理由回绝了他，但他很快从当地技术人员口中得知，其实还有很大空间，“就是不想给你。”

　　吴旭琲的对手都是巨人，其中不乏背景深厚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之所以涌入垃圾焚烧当然是因为利益。“**就是国家补贴电价，每度电高达2毛5。这个价格**有很高的利润空间。还有就是市政垃圾处理费，比如太原，填埋厂能够拿到的处理费是每吨20多块钱，但焚烧的数字是120多块钱。上海焚烧的处理费高达240块钱。这是个两头暴利的行业。”

　　而每座焚烧电厂几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也让人充满了想象空间。“这里面肯定有公关成分，所以他们不会对技术有客观评价。”吴旭琲说。他给《创业家》讲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

　　在华中某座省会城市，有主管部门的人曾经私下对他说：“焚烧这么大的项目都是上面有人打过招呼推荐过来的，我们也没办法。”

　　在三年的奔走中，找到领导是吴学会的一门本领。刚刚回国，他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找主管市政垃圾的环卫部门。后来，他发现，这些部门领导根本做不了主，因为牵扯的部门太多，必须找市里的主管领导，甚至是“大市长”。这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吴**后找到了窍门，要到高级别的展会或者政府招商会上去堵人。“只有找到市长一级的领导才有可能。”加华**近有一个好消息，南京市已经基本确定向加华开放了，吴旭琲马上要开始选址。“听市长说批我们这个项目，**后盖了18个章。”

　　但找到市长只是走向可能的**步。在长三角某城市，吴旭琲甚至赢得了市委书记的批示，主管副市长也做了部署，但到下面的主管单位就是拖着不往下落实。后来吴听说了对方背后的说法：“焚烧是市长亲自定的项目，这么大的决策如果被推翻了，那这个决策错误的责任谁来承担？”就在这座城市，已经建设了两个焚烧发电厂，由于工艺不过关，两个电厂都只能低负荷运转，其中**座电厂使用了不超过6年就已经决定报废，而同时第三座焚烧电厂就要上马。

　　“我现在准备放弃中国市场，”吴旭琲说，“有就做，没有也不再自己找了。毕竟我身后有很多投资人都是要挣钱的。欧美、日本市场利润空间比中国丰厚很多，现在也有很多公司表现出了对我们技术的兴趣。我想我以后回国的时间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