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必然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势必是‘无源之水’”

　　“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目标任务和解决问题不同，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环保老路，已被历史所诟病”，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日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中国一直强调要推陈出新，独辟蹊径，探索走环境与经济融合的环保新道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一直朝着这个目标摸索前行，不动摇不懈怠，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环保绝不能有一丝一毫“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念头

　　从以前的环保总局升格为现在的环境保护部，进一步凸显出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近年来环境保护部有哪些作为？

　　周生贤：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组建环境保护部，强化了统筹协调、宏观调控、监督执法和公共服务等职能，为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组织保障。

　　环保工作的开展既需要着眼于现实，又要立足长远。通过全国环保系统的共同努力，我国在完善环保政策法规，加大环保执法监督力度，加强环境保护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环境监测的转型，严把项目环评关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从具体工作成效来看，一是污染减排取得明显成效，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2006～2009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计分别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十一五”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可以如期实现。减排工程建设和淘汰落后产能也取得新进展。

　　二是深入落实“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取得新突破。淮河、海河、辽河、巢湖、滇池、松花江、三峡库区及其上游、黄河中上游八个流域完成污染治理投资714.9亿元，建成项目1270个，在建项目785个。

　　三是扎实开展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工作，着力解决重金属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集中力量开展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2009年，环境保护部联合国务院八部门开展重金属污染企业专项检查，共检查企业9123家，查处环境违法企业2183家，取缔关闭231家，停产整治641家。

　　四是“以奖促治”推动农村环保工作广泛开展，自然生态保护工作继续加强。2009年中央财政投入农村环保专项资金10亿元，支持1460多个村镇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示范，900多万群众直接受益，带动各地农村环保投资近15亿元。

　　五是三大工程成果丰硕，“十二五”环保规划前期工作进展顺利。污染源普查、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水专项是环境保护三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三年来，中央财政投入污染源普查经费8.62亿元，地方财政安排资金31.16亿元。全国共组织动员57万多人，调查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4大类普查对象592万多个。

　　六是政策法制和基础能力建设深入推进，环保事业长远发展的支撑更加牢靠。截至去年11月底，中央环保投入343亿元，其中环境保护部直接参与安排的中央环保专项、农村环保专项、污染减排专项、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等能力建设和环境治理投入共计49.31亿元。

　　七是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监督管理更加严格。去年共审查通过各类核与辐射安全国家标准、导则和技术文件25件，对200余项核与辐射安全法规标准进行清理。纳入《国家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的9个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项目，有6个已完成或正在实施。

　　在环境保护方面，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什么？

　　周生贤：我国环境问题具有“共同但又独特”的特性。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呈现结构性、压缩性、复合性、区域性和全球性五大基本特征。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显现出来，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环境压力继续加大。一是环境污染仍然较重。虽然局部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环境污染的趋势总体上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二是污染减排压力有增无减。随着经济回升势头更加强劲，产能释放更加明显，污染物产生量会有增加，甚至一些已淘汰落后产能、设备和企业可能死灰复燃。三是潜在的环境问题不断显现。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开始暴露，大城市和城市群灰霾天气等新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突发环境事件处于高发期，一些重特大环境事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四是环保基础能力建设相对滞后。污染减排三大体系建设和运行有待继续加强，环境监管等能力建设不能很好地满足环保任务的需要。五是干部队伍执行力亟须进一步提高。一些干部作风飘浮，敷衍应付，缺乏开拓创新能力和狠抓落实本领。摸索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路子，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