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低碳经济下建筑涂料的机遇与挑战

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低碳经济其实没有约定俗成的定义。低碳经济也涉及广泛的产业领域和管理领域。

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CO2排放国，一贯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专家预计，不同于大部分已经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我国碳排放的峰值期将在2030年至2040年间到来，这也体现出目前部分发达国家提出的所有经济体均须承担同等的碳减排强制性指标建议的不合理性。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碳减排义务，但其额度分配必须是合理的，发达国家应在这一过程中提供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支持。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国政府虽然是在确保经济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责任上面临两难选择，但还是积极主动地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对外签署一系列国际公约，明确承诺国家责任。1998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7年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

2.通过五年计划的制定以国家意志确保减排和环保目标的实现“九五”规划提出了节能率平均每年为5%，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含温室气体)的目标;“十五”规划明确将节能和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比率提到10%以上;“十一五”规划则把单位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10%作为约束性指标。

3.2009年11月25日，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明确了2020年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检测、考核办法。会议还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性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当中，立足现实国情和发展需要，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积极行动，已经并将继续在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这一领域取得切实的成效。

低碳技术创新化解“锁定效应”的体现

创新系统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指引低碳技术探索的方向;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促进知识与信息的交流，创造外部经济;推动低碳技术及产品市场的形成。在建设低碳创新系统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创新过程中面临着未来市场、技术潜能及政策与监管环境的不确定，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知识与信息的不完备性，企业的学习过程对于创新过程有关键作用。只有全面考量和处理低碳创新系统的各个要素，才能有效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其次，低碳创新系统的制度因素对创新速度和方向的影响，既包括法规与合约等正式约束，也包括社会传统等非正式约束。创新系统建设需要将制度设计纳入其中。

通过技术创新可以降低不确定性，提供替代方案，提高相关问题的解决速度并创造一系列正外部效应。所以，技术创新有助于克服系统中存在的碳锁定或解锁出更加清洁高效的新技术，即技术创新一方面受锁定效应的制约，一方面又有助于锁定效应的解除。为了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一是建立整体的技术创新系统。创新系统填补了知识与其内在技术可能性之间的差距，并使这些技术可能性符合市场需求。低碳经济转型要求现存社会经济制度的创新，因此有必要设计一个迎合该需求的整体技术创新系统。一个技术创新系统必须包括所有影响其发展、扩散和应用的因素，主要分成三个方面：供应方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需求方的市场吸收能力;制度框架(包括宏观环境稳定性、金融市场成熟性、风险资本可得性等)。与此相应，促进向低碳经济转变的创新也需要这几方面的共同作用。其中，供应方面，技术发展和创新提升了向低碳经济转变的潜能，例如，实行技术升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开发新能源技术，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以提供必需的低碳排放或无碳排放的能源服务。需求方面，扩大市场对新技术的需求，提高新技术研发的动机和投资。制度框架方面，建立整体的低碳创新政策体制，提高政策工具组合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关注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长远发展;设计向低碳经济转变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制度手段将低碳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效益内部化;采用学习机制，提高制度的适应性。

二是适应短期的条件约束：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碳收集和储存技术(Carbon Captureand Sequestration，简称CCS)可以在现有技术—制度框架约束下运作，也有利于促使当前主导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利益与低碳经济的目标相一致，通过捕捉、储存和管理使用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来缓解气候变化危机。一般而言，碳捕获主要是从火力发电厂等较为集中的碳源捕捉二氧化碳，碳储存可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或者变成碳酸矿物。碳捕获和储存技术保留了现有大部分能源基础设施，如电网、生产和传输设备以及终端技术，其在碳锁定的情况下是基本可行的。“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以煤为主，电力供应主要来源于煤炭发电，短期内从化石燃料转变为替代能源是不现实的。CCS技术兼顾了现实条件和各方需求，有利于形成广泛利益联盟，对于碳锁定条件下的低碳技术创新有推动作用。

三是实现长期的路径突破：战略利基管理。战略利基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是通过试验为新技术创建和管理受保护的空间(利基)的过程，在这个空间中新技术得以运用和发展。

战略利基管理之所以在碳锁定状态下仍然可行，是由于利基市场的利润不能满足主流市场大企业及其股东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对现有“技术—制度复合体”的利益不构成威胁，并可用于实现政府的某些社会管理需要，还可用于应对各方要求针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的政治压力。这种策略的运用可为低碳技术提供一个喘息的空间，至少使其部分地与主流市场的竞争隔离开来。低碳技术受益于学习效应，从而为成本缩减、绩效改进与低碳技术价值的展示创造了机会，长此以往，低碳技术的竞争优势将日益凸显。我国可通过战略利基管理促进太阳能、风电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

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运用系统的思维谋求技术及其相关制度的创新，才能**终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理论上看，碳捕获和储存技术与战略利基管理这两种对策似乎可以在碳锁定条件下，有效促进我国向低碳经济的转变;从实践中看，一些国家也已取得了部分成效。其中，碳收集和储存技术可以在现有技术—制度框架约束下运作，也有利于促使当前主导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利益与低碳经济的目标相一致。值得说明的是，某种技术是否理想不是由其运用的难易程度决定的，而且低碳经济的实现也绝不是单依靠某种技术或方法就可以的，它需要整体创新系统的支撑，采用一整套混合的、连续的技术和制度工具，并依靠知识和信息反馈回路不断学习和改进。

“碳关税”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

美国碳关税不仅影响我国对外贸易，而且还将拖累整体经济的发展。

碳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

现行征收碳税国家的计税标准通常在吨碳10美元至70美元之间。取中间值30美元/吨碳和60美元/吨碳二个等级的碳关税税率，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可以初步分析美国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面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度。

如果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导致我国进口总额下降0.517%，出口总额下降0.715%，显然影响出口的程度更大些。如果碳关税率提高一倍，即60美元/吨碳，自然对我国进出口总额的负面影响会相应增加，将分别下降0.869%和1.244%。

在这两种情况下，出口的下滑将进一步拖累我国的GDP分别下降0.021%和0.037%。

从我国对美贸易的总体情况来看，美国“碳关税”的征收，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均将产生负面影响，比较而言，对美出口的影响要略大于进口的影响。

出口方面，若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会使得我国对美国出口下降近1.7%，当关税上升为60美元/吨碳时，下降幅度增加为2.6%以上;

进口方面，若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会使得我国对美国进口下降1.57%，当关税上升为60美元/吨碳时，下降幅度增加为2.59%。

虽然美国碳关税税率的高低与对我国对外贸易及GDP的下降呈现出直接的正相关影响，也就是说随着美国“碳关税”税率的上升对我国的影响逐渐加大，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成正比，开始的30美元碳关税的影响要比后增的30美元碳关税(即60美元税率)的影响要大，因此美国碳关税对中国的初期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低碳认证”内容

所谓低碳产品认证，是以产品为链条，吸引整个社会在生产和消费环节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向产品授予低碳标志，从而向社会推进一个以顾客为导向的低碳产品采购和消费模式。以公众的消费选择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发低碳产品技术，向低碳生产模式转变，**终达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效果。正是由于低碳产品认证的这种作用，国外低碳产品认证项目在近两三年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开展低碳产品认证。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应对“低碳经济”的策略

尽快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效机制，推动社会经济朝着低碳方向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需求出发，结合国家的“发展规划”、“能源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和“节能减排规划”等，加快制定低碳经济“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建立低碳经济统计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思路与实施方案，并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我国“十二五”规划，全面推行和实施。

建立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科技支撑。加大科技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重点着眼于中长期战略技术的储备;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速科技成果得转化和应用;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如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利用技术以及二氧化碳收集储存技术、超低二氧化碳炼钢技术等;加快核能、水电等低碳特征能源开发利用，协调推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与污染减排，持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功能;以现有的新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平台为依托，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

加快低碳产业的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目前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钢铁、煤炭、电力、化工、水泥等传统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减少国民经济发展对工业增长的过度依赖;积极扶持低碳产业和绿色产品的发展，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减轻传统产业的锁定效应;积极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提高市场准入标准，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有效降低单位GDP碳排放的强度，实现低碳发展。

建立适合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法规体系。建立绿色证书交易制度，它是建立在配额制度基础上的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在绿色证书交易制度中，一个绿色证书被指定代表一定数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当国家实行法定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时，没有完成配额任务的企业需要向拥有绿色证书的企业购买绿色证书，以完成法定任务。制定和实行低碳产品优先采购政策，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并经过清洁生产审计符合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通过低碳产品优先采购拉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制定和实行低碳财政税收融资等优惠政策，政府可依据已经制定的碳排放标准，对企业的碳排放进行实时的监测，并及时将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布，对于符合碳排放标准的企业，在财政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能源法、清洁生产法等实施，着手制定气候变化法、工业节能条例等。

搞好低碳经济试点与基地建设，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在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能耗高、污染重的行业先行试点，作为中国探索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寻求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积极打造“低碳经济发展区”、“低碳工业园区”，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重点能源基地选定典型城市进行试验试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文化品牌。充分发挥保定和上海两个首批国际试点城市的辐射作用，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带动周边乃至全国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倡导绿色消费方式，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牵涉到地区、政府和企业的产业选择问题，也牵涉到社会公众平时的行为习惯问题。通过宣传教育，使人们树立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消费、绿色住宅、绿色交通的新理念。在饮食上，要限制每天的肉食消费量。据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世界总量的18%，高于交通部门的13%，与工业部门的19.5%持平。在住房上，要建筑零碳和低碳住房。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约释放出0.8吨二氧化碳，建筑能耗已占总能耗20.7%。在交通上，要限制汽车消费的过快增长。我国2005年的汽车拥有量是1999年的25倍。每燃烧1升汽油，要释放出2.2公斤二氧化碳。在家用品上，提倡节能新产品。用传统的发条式闹钟代替电子钟，每天可以减少48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可以减少2.3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低碳经济”产业政策与制约因素

以煤为主能源结构。2007年在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仅占27.8%，发达国家煤炭消费比例大多不到20%，而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重高达69.5%。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煤炭消费比重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致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碳”特征非常明显，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在解决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形势非常严峻，任务十分艰巨。

能源消费加速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13.86亿吨煤当量上升至2007年的26.56亿吨煤当量，年均增长9.7%。据相关预测，能源消费在短期内将延续加速增长的趋势，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以上。“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

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我国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重仍然停留在“1∶5∶4”的状态，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发展滞后。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能源强度从4.21吨标准煤/万元增加到4.77吨标准煤/万元，能耗水平不断上升。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大部分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只有极少部分地区实现了年度单位GDP能耗目标。

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这是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大制约。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先进科技的支撑。比如甲烷的回收利用、氧化亚氮的分解、二氧化碳收集储存技术等。由于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据统计，我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引进技术年需资金250亿美元(以2006年的GDP计算)。这种高投入、高成本，像中国这样经济尚不算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是难以承受的。

人们低碳消费意识淡薄，没有养成良好的节能减排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无节制地使用塑料袋，是多年来人们盛行便利消费**典型的嗜好之一。据科技部《全民节能减排手册》计算，全国减少10%的塑料袋，可节省生产塑料袋的能耗约1.2万吨标煤，减排31万吨二氧化碳。人们开车过程中形成的快速启动和急刹车等不良习惯，开车时快速启动和急刹车只能节省4%的时间，而燃料消耗却增加39%，一些有毒物质排放则增加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