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一改商周王作那种简单古朴的风貌，创制了一大批造型、图纹及工艺风格都为之一新的艺术珍品，为我国玉文化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长期以来，在古玉的鉴定和研究领域，人们总是习惯地把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统称为春秋战国玉器，将其艺术风格，合并称为春秋战国玉作风格。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资料的不断丰富，从而使我们对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通过认真观察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春秋与战国玉器在工艺和装饰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春秋玉器:

由考古资料可知，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早期仍善用双阴线来刻划图纹，在装饰上则进一步强化了西周晚期出现的在某一造型内雕琢单一的或相互交缠同体的龙纹图样，从而使细小变形且纠集在一起的众多龙纹，经常出现在主体造型内，同时布局繁密，几乎不留余地。如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玉虎，其造型为扁平体的虎形，低首拱背，曲肢卷尾。虽说此虎神态有些呆板，无有太强的动感，但虎身上的装饰却格外引人注目。它除了在腹部、腮部、双肢列有少许几何纹外，通体满饰变形的龙纹，上下交错，左右呼应。这种独特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中极为流行，可谓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春秋中期以后，这种繁密的阴刻装饰线纹逐渐变得稀疏，并多以较宽的斜刀进行雕琢。到了晚期，线刻工艺逐渐减少，代之而兴的是去地隐起的浅浮雕技法的盛行。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出土的玉磺、玉佩等，不但工艺精细，琢磨光润，而且由于采用了浅浮雕的工艺技法和更加抽象简化的龙纹图案，所以使繁密的画面，通过高低起伏和有序的布局，更富有一种寓意深远的立体效果，增加了一定的神秘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春秋时期流行的寄生于造型内的繁密且抽象的龙纹装饰，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和文化观念的改变，逐渐消失。正如吴棠海先生在《认识古玉》中所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盛行的胆龙纹眼睛退化，解体成云、谷相杂纹，并逐渐发展为谷纹、蒲纹、乳钉纹等工整规律的几何纹样。这里我们暂不讨论战国玉器中常见的云纹、谷纹是否是由春秋时的龙纹演变而来，只是可以肯定地说，春秋玉器画面上盛行装饰的繁密细小的龙纹图样，在战国时已不可出现(特别是在战国中期以后)。尽管目前战国墓中仍有类似玉器出土，笔者认为，它应是春秋时期(或战国早期)的遗物。因为艺术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写，所以，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情趣、意识观念的改变，其风格也必定会推陈出新。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时尚，必定会产生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玉器如此，其它工艺美术品亦如此。

二、战国玉器:

由于战国时期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所以使得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战国玉器较之春秋玉器品种更加丰富，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多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磺、出廓玉壁、龙形佩、带钩等;工艺更加精细，玲咙剔透，并多以楼空、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装饰更加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璃纹、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作品中的神兽造型，均饱含着一种紧张的气势，大大增强了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战国早期玉器以山东鲁国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工艺较前复杂，造型亦渐舒展，器体边角尖锐利落，特别是回首挺胸的龙凤形象也开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动感。装饰图纹则多为较密集的去地隐起的谷纹、卷云纹等。有的谷纹周缘还刻划出一条阴线，甚至使之勾连。此时浅浮雕玉器去地并不彻底，多沿图纹而碾磨，因此产生了一种时隐时现、变化多佯的艺术效果。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该佩玉料细润，工艺精湛，通体长达48厘米，用5块玉料琢制而成。器面分别雕琢有龙、凤、璃等，并间饰几何纹。同时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于一器，工艺复杂，难度极大，体现了战国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

战国中晚期，玉器工艺经过不断地发展，越发呈现出一派辉煌的景象。此时玉料选择更加严格，洁白温润的和田玉比供较前增多。治玉工艺更加成熟，而且由于普近采用了金属类工具，所以战国玉器较之早期造型规矩整洁，器物边角犀利见锋，纹饰线条干净利落，决无拖泥带水之处。无论是浅浮雕、透雕，还是阴线刻划，均琢制得精益求精。特别是那张口挺胸、大幅度地扭动躯体的龙凤造型，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刚健遭劲、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力度。如我们常见的镂空龙形佩、出廓玉壁和各式玉佩等，那细润的质地、新颖的造型设计、滴水不漏细致入微的雕工以及巧妙灵透的镂空、充满活力的线条和通体生辉的光泽，无不让人拍手叫绝，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