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季度的经济数据，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介绍相关情况时指出：餐饮收入下降，尤其是限额以上的高档酒店的餐饮收入下降程度更加明显，一定程度上说明公款的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

发言人的说法把握得很谨慎，留有足够的余地。“一定程度上说明公款的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两个“一定”就显得很有分寸。但是，仅仅从高档酒店的餐饮收入下降就说明公款消费受到抑制，总觉得说服力不强。

有例为证。一是近来南北多路记者分头暗访，发现公款吃喝从明目张胆走向潜伏诡异，而据那些隐秘而鲜为人知的酒家、会所等处反映，自“八项规定”发布以来，他们的生意从未受影响，即便是两会期间，也照样宾客盈门，不乏司长之类的贵客。这部分餐饮收入，能进入统计人员的视野、登上国家统计局的账本吗?

二是一项调查反映民心民意。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担心公款吃喝之风大面积回潮的达到受访者的91.4%，其中75.1%表示“非常担心”。有90.4%的人觉得如果公款吃喝现象回潮，将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损害，认为“损害将非常大”的占到78.9%。值得注意的是，29.7%的受访者是政府公职人员，这部分人群对治理公款吃喝也缺乏信心。

于是，一面是官方宣布公款的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一面是公款消费的潜流涌动，民众普遍不看好全面抑制公款消费的前景。这种矛盾状态，事实上并非当下才有，民众的担心完全有根有据。我们的记忆里，有过多少次悲哀的“回潮”;距今很短的时期里，有过多少历史的教训!

翻开24年前的人民日报，1989年7月27、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宣布近期先做七件事，其中第5条是“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不准用公款宴请内客;到下级单位和基层，一律吃工作餐，工作餐的标准要严格规定并严格执行，不得接受馈赠的土特产品及其它物品。”当时，舆论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民众也抱有不小的期待。而香港的一家报纸发表题为《肃贪倡廉困难仍多》的社论称：“在党内清除贪污，消灭官倒，本来是早就应该做的好事”，“必须下决心，以大无畏精神，把为人民办好事贯彻到底，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国前途的重大任务。”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康民先生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表示：“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好事”，但又说“要有成果，须看中共是否有决心。”

24年过去了，这“近期先做七件事”当然早就做了，也确实取得成效，但“严格禁止请客送礼”这一条，如今看来，简直有“不堪回首”之感。“严格”了吗?“禁”得“止”住了吗?“请客送礼”少了还是更多了?是否正应了那个“肃贪倡廉困难仍多”的论断?

现在又有了“八项规定”，假如再过24年，回望其执行结果，会不会依然有“不堪回首”之感?但愿不会，但愿不会!借用吴康民先生当年的话：“要有成果，须看中共是否有决心。”

“决心”显然有，而“决心”须细化为若干可执行、可操作、可监督的规则。否则，周而复始的“规定——回潮——落空——不了了之”，希望何在，信心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