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华和顾雏军是在不同生活轨迹上运行的两个人，但在今天，在一个问题上，他们二人的命运出现了交集：司法程序。所不同的是，邱兴华面对的是一道具体司法程序的问题———要不要进行精神病鉴定，而顾雏军面对的是多少有些微妙的“公开审理”——什么是公开审理？有记者旁听？举报材料能否公开？因为顾氏在司法之外或许还纠结着地方、行政、资本巨蠹等等力量。

　　从这个角度而言，声称自己没有“精神病”的邱兴华比扬言“绝食”的顾雏军要幸运——至少他面对的可能性来的更清晰。

　　监狱中的邱兴华一直操着晦涩的陕南方言告诉法官，告诉他的辩护者：“我没有任何精神病。”事实上，即使邱兴华强调自己是个精神病，也需要陕西省高院“提出司法精神病鉴定”。不过，一旦邱兴华被鉴定为精神病，将可能无法执行死刑，很多人认为，这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难以交待。

　　但是从法律公正的角度，做不做精神病司法鉴定，事关司法程序；法律的公正性在于当事人只能承担他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真正捍卫法律的尊严。

　　邱案发生以后，就有专家不断怀疑邱的精神健康状况，中国五位法律专家贺卫方、何兵、龙卫球、何海波、周泽等人一起，以公开信的形式，吁请邱兴华一案的相关司法部门立即对邱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5位专家在《公开信》中称：“虽然已有精神病学家怀疑邱兴华患有精神病，但相关司法部门一直未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我们认为，将是否进行鉴定的决定权**地赋予检察官、法官，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机制，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精神病学方面的外行。”

　　《公开信》中所说之“决定权”，在法律上叫“司法鉴定启动权”，在我国现行的规定下，申请人的鉴定申请并不必然的会使得鉴定活动开始运行，也就是说在我国鉴定活动的启动与否决定权在司法机关。专家们担心，在拥有了这种**的启动权之后，一旦出现徇私“鉴定”或者“鉴定”失败，都将有可能将一些精神病人送上刑场或送进监狱，而让另一些没有精神病的人有机会“死里逃生”。

　　如果说，邱兴华的“程序问题”焦点集中，解决相对存在可能性；那么顾雏军则面对着更为微妙的司法程序——在“已经允许媒体旁听”的法庭上，顾雏军当庭辩称四项罪名都不成立：关于虚报注册资本，他抗辩，当初为了不违反公司法，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可下，采取了变通措施；关于会计造假，他认为按照商业交易模式，签订合同之后，即使买方退还了所有的货物，也不能认定属于会计欺诈行为，况且这些行为受到了来自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方面的压力；关于挪用资金，他认为自己所控制的格林柯尔非但没有拖欠科龙公司的资金，反而是科龙公司拖欠了格林柯尔的4.78亿元，这些资金仍然在公司，而没有流入个人手中，所以不构成犯罪；关于职务侵占，他认为扬州市财政局奖励扬州格林柯尔4000万元，是一种招商引资的政府奖励措施，不存在违法问题。

　　其中**具有爆炸性的无非是被牵涉进来的“德勤主导指使造假”问题，如果所言是事实，那么德勤有关审计人员必将面临诉讼和严厉处罚。不过真相究竟是什么？目前只有顾雏军等人和德勤才真正了解。

　　我们关注顾雏军案，从某种程度上是想表明，顾氏该当何罪，法院**终理应会有公正判决。我们希望更多反思的是顾雏军案中的其它元素：中国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与现实的普遍反差、登堂入室的跨国中介机构是否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责任、证券监管机构是否履行了自己的监管责任、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是否不惜违反法律出台各项优惠措施等等。

　　但是，顾雏军案所牵涉进来的面越广，可能也预示着此案的“司法环境”越容易受到来自其它方向力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