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包括“十一五”开局效应和换届效应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2006年的中国，该涨的和该降的都是一路“飘红”：上半年全国10.9％的GDP增速被称为当今世界**具震撼力的数字之一，而单位GDP能耗增加0.8%、主要污染物指标也不降反升的严峻形势则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关切，给“高烧”不退的中国能耗下的“猛药”一剂接着一剂，大有不见效果不罢手的意思。有人说，山东是微缩版的中国。读懂了山东经济，也就读懂了中国经济。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近日在被称为“能耗**大省”的山东采访时发现，尽管其经济发展已经艰难地呈现出了“变绿”、“变清”之势———上半年，山东单位GDP能耗下降1.5%。但是，在节能实践中，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标准答案。比如：逐级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签订的节能降耗目标责任书如果完不成，该由谁以什么样的程序进行问责；如何让财税政策和价格杠杆在鼓励企业节能和调整产业结构中起效以及如何促使地方官员在发展和降耗的两难中作出正确抉择等等。 　　企业 　　立“军令状”不如用财税政策和价格杠杆 　　金晶集团副总经理朱永强认为，对企业而言，技术节能的贡献率应该上升到**位。作为以玻璃及延伸产品为主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去年7月，他们果断技改，将生产超白浮法玻璃的燃料由重油改为了天然气，仅一条生产线一年就因此节约3888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70吨、二氧化碳排放2333吨，以当前价格计算，节约成本近3000万元。但记者注意到，促使他们研发并实施该项节能技术的直接原因是，重油价格从1700元／吨飞涨到3500元／吨引发的成本压力。朱永强坦言，技改投入大，见效慢，企业在决定是否采用某项节能技术时，还是会**考虑资金实力和市场情况。近日，能耗大户们纷纷给各级政府立下了“军令状”，承诺了各自的节能指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令状”远不如财税政策和价格杠杆发挥的作用大。 　　视节能降耗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却在践行责任时遭遇了“歧视”，而在记者走访的10余家企业，还有两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由于各方利益冲突，企业余热余能发电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优惠，反而要为此支付不菲的费用。莱钢总经理李名岷说，莱钢目前已运行的余热余能装机容量达7.9万千瓦，年底发电能力可达用电量的20%，但新增能力上网发电的申请却迟迟得不到电力部门批准。电力部门每年会给企业下达余热余能发电电量指标，对超出计划的部分，还要加收费用，机组满负荷发电非常困难。而对企业自发自用的部分，地方电力部门则要根据电力系统的规定，征收备用容量费11元/千瓦。李名岷表示，2000年颁布的《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免交上网配套费、优先购买等优惠政策；而2005年实施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更是要求钢铁企业必须发展余热余能回收发电。但这些政策并未得到根本落实。 　　地方政府 　　在发展和降耗的两难中抉择 　　在日照市招商局网站上，记者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日照依托大港口、大腹地，面向大市场，发展冶金、化工、能源、粮油、浆纸、木制品、水泥、现代物流、旅游等优势产业，目前在建或即将开工建设的过百亿元的大项目5个，分别是钢铁项目1个、制浆造纸项目1个、石化项目1个、发电项目2个……”记者担心这些高能耗项目将使日照的节能任务变得艰巨，但副市长张喜忱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现代工业**要考虑节能降耗和科技含量，只要严把“入口”关，就能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降耗的多赢。要赢就要有付出。近两年来，日照先后拒绝重污染、高能耗项目79个，其中投资过亿元的6个。同时，对新上项目要求严格落实循环经济规范，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张喜忱透露：“我们正在通过举办水上运动会等活动，增加在国内外的**度，将来日照发展的重点将不再是工业。”如果说发展工业只是日照的“权宜之计”，而且有条件在新的产业布局中通过高新技术降低能耗的话，淄博市作为一个老工业和重工业城市，其2005年万元GDP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2%，要完成节能降耗任务，**的出路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对此，淄博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周清利清醒的认识。他告诉记者，淄博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没有实现质的转变和提升，产业层次低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原料型、初加工型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仅占规模以上投资的9.9%。结构调整任重道远。面对各级科学发展能力的重大考验，淄博市提出了一系列化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新思路、新举措，结构调整力度空前加大，遇到的阻力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淘汰落后产能时。周清利说，有一次他在外面开会，秘书通知他老家有人来看他。他回来才发现，来“看”他的人竟然有300多，把市委大院几个门全围住了。原来，这些人是他下令关停的一个老乡开的水泥厂的人，在反复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后人才散去。周清利说，淄博为关停一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下了很大力气。仅关停47条立窑水泥生产线，就花了1亿多元的职工安置等费用。 　　专家观点 　　价格杠杆还未真正起效 　　周大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前所长） 　　我国土地、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的市场价格过低，没有体现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价值以及环境成本，要想实现“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迫切需要对能源资源价格体系进行重大调整。价格影响能源的即期消费，更影响长期的能源消费变化方向。过低的资源能源价格以及较弱的排污收费的力度，促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向高资源消耗、高环境代价的低端产业和产品倾斜发展，难以引导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以煤炭为例，我国的煤炭价格机制只反映煤炭的开采成本，资源和环境成本并未计算在内。大部分国有煤矿的矿业权是无偿获得的，资源补偿费费率低至1％，破坏环境后的治理和恢复费用也没有反映。在这样的价格机制下，煤矿开采挑肥弃瘦现象相当普遍，导致我国煤矿回采率只有30％左右，而世界先进水平为50％以上。我国是世界上煤炭占能源比重**高的国家，因此，价格调整应当以煤炭为重点。能源价格调整要有较大和足够的幅度，对产业发展和能源消费有明显调整作用。充分体现资源开发和加工转换过程中的土地、水、生态等环境成本，体现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价值。绝不能靠压低能源价格调整物价水平。 　　节能降耗必须有创新性举措 　　郁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效中心主任） 　　今年上半年GDP单位能耗不降反升，一方面是因为各地追求GDP增长速度的趋势仍然很强，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真正实现转变；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本身有很大的惯性，原来那种主要依靠高耗能原材料和能源行业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劲头仍然很足。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并不容易，沿用现在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新的、重大的、创新性的举措。 　　另外，能效标准应当成为投资项目的重要约束条件。新增生产能力的能效水平有决定性作用。对新增生产能力要严格制定能效准入制度；加强对企业规模、工艺技术、原料路线等方面的标准制定。高能耗行业特别要进行能效水平核准，不能建设低水平、高消耗原料工业。采取单位产品能耗和单位增加值能耗作为准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