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7月3日讯（赵国梁 李缨 杨静） 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农民工合法权益频遭损害、企业分散的用工信息不能及时反馈到输出地、非法中介向农民工伸出“黑手”、务工青年缺乏管理导致事故现象突出等，都是全国劳务输出中出现的值得研究的课题。而记者日前在对黔南自治州驻上海办事处劳务输出情况的调查中发现，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驻外办事处成为劳务输出“桥头堡”

    1988年，原上海港务局(现在上海港务集团)开始一线用工制度改革，打算在全国建劳工基地。办事处主动与其联系，输送了20名贵州青年，迈出了我省劳务资源有组织进入上海的**步。

    “**批工人全部是土生土长的农民，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刚去没几天，就跑回来不少，只剩下6个。港务局对贵州工人的素质提出怀疑，想把剩下的也给清退了。我们上门与他们谈判，终于保住了这6个人。”黔南自治州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左静对**批抵达上海的劳务青年记忆犹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在当年，办事处下定决心将劳务输出抓出个样儿来。出于与用工企业签协议的需要，办事处成立了上海劳动服务公司。10多年来，该公司总共有组织地输出贵州省劳动力1万多人。

    公司同黔南自治州各县、市的劳动部门及职业技术学校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负责在长三角地区寻求用工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反馈到黔南，有时甚至同用工企业一起到黔南招聘工人。

    通过多次合作，上海不少用工企业对这个带有政府背景的劳务公司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上海港务局将很大一部分装卸业务交给了贵州装卸队来做，公司还在海军装备部及部分中外合资企业建立了稳定的输出点。

    劳务中介不收务工农民一分钱

    “劳务输出一定要企业化经营，否则就会流于形式。”具有近20年劳务工作经验的黔南州上海劳动服务公司路总经理说，“有一次，省内某地政府组织，200多名务工青年被带到了上海，他们人生地不熟，在上海熬了多天，仍然没有办法让这些青年就业，**后只好无功而返。”

    与大多数劳务中介公司截然不同的是，黔南州上海劳动服务公司组织输出我省务工青年，从来不收他们一分钱。

    企业的利润来自何方？路经理先给记者作了一个形势分析：现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怕自己企业的劳动力资源不稳定，由于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和独生子女进入高峰期，江浙沿海地区的孩子，不愿意出来做一线工作，劳动力资源的争夺已经白热化。以前我们总认为劳动力资源能够输出去就不错了，是有求于企业。随着全国范围内用工荒的出现，我们看到各大企业主动出击，纷纷寻求建立稳定的劳动力输出基地，供求关系从我求企业变为了企业求我，这种变化使得劳务输出企业向用工企业收取服务费成为可能。

    路经理说：“这种服务费的收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工人的日常管理和生产安全都由我们负责，一般向用工企业按每名工人工资的30%收取管理费，我们交保险。第二种是收取20%的管理费，对方交保险，不管生产，只管工作纪律和生活。”

    对于这种合作方式，左静认为是一种趋势，她说：“很多企业逐渐意识到，农民工的管理牵扯了企业很大的精力，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能够有一个机构为他们承担管理职责，他们愿意承担一定的费用。上海港务局已经将管理贵州工人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我们公司，并通过我们在黔南自治州建立了劳工基地。港务局还组织了全局处以上干部坐火车到黔南，把那里作为他们的教育基地，了解贵州工人家乡的生活情况，体会务工青年的艰辛。港务局还在长顺和荔波修建了两所希望小学。”

    重管理赢得用工企业长期信赖

    通过这样的方式，目前黔南州上海劳动服务公司管理着1000多名贵州省务工青年。这些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达到1500多元，**高的有4000元。

    对于贵州省农民工来说，黔南自治州驻上海办事处是他们**温暖的“家”。长顺县代化镇的王警一到这里，办事处就为他准备好了被褥和生活用品；有企业来招聘我省农民工，办事处**上门去查用工企业的财务报表，看该企业有没有拖欠工资的不良记录，为他们把好关；崇明装卸队的陈波还在办事处的关心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办事处积极向港务局争取，为贵州装卸队修建了一个漂亮的食堂，在这里，我省农民工们能吃到辣椒、肠旺面和酸汤鱼；农民工挣了钱，揣在身上不方便，办事处就主动为他们保管工资，到年底再高高兴兴地领回家；工作之余，这些充满活力的小伙子们还可以到室内篮球场、乒乓球馆去运动……

    在上海港务局共青码头，有一幢独立的二层小楼，港务局装卸任务的主力军贵州装卸队就住在这里。记者看到，刚刚上完夜班的工人正在黔南州上海办事处上海劳动服务公司管理人员的关怀下安静地休息。过道的墙壁上书写着红色大字：贵州队精神，吃大苦，耐大劳；贵州队服务海港，振兴贵州。

    左静说，单个民工的权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需要有个婆家，我们把我省工人的党团关系全部转到上海国资委，成立了农民工工会。我们每年组织工人搞一次旅游。工人的所有资料包括家庭情况，全部输入电脑进行管理，黔南驻沪办事处连续两年被评为上海外来务工青年管理先进单位。我省农民工何福思从10万上海外来务工青年中脱颖而出，被评为“上海**务工标兵”，我们管理的工人在生产、思想、计划生育等各方面都很优秀。我省务工者的素质比较低，能占得一席之地，靠的就是管理。

    办事处还为我省农民工办理了保险，每人每月172.5元综合险，男子到60岁，女子到55岁就可以到保险公司领取养老补贴。同时，每个民工1个月有20元医疗补助，医疗补助当月投保，当月见效，工人一旦生病住院，只要再补交一份上一年度上海人平均月工资，所有的医疗费可以报销80%，**高享受限额为10万元。

    左静说：“劳务输出一定要走企业化道路。分散农民工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有企业就有合同，可以维护职工权益，我们管理过1万多人，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工资拖欠问题，一旦发生工伤，我们有实体，可申请劳动仲裁，寻求法律保护。”

    在职工宿舍楼里，记者见到了一位慈祥的上海人，他叫董林生，曾在黔南当过知青，1999年以长顺县工商银行行长的身份退休，被办事处返聘，专门从事工人的管理工作。和董林生一样，办事处左静、路经理等人都曾是到贵州的上海知青，他们的党组织关系在上海，工资关系在黔南自治州。踏踏实实地为来上海的贵州农民工做好服务，其中深藏着他们深深的贵州情结。

    整合驻外资源迫在眉睫

    和社会上很多劳动中介公司不同，黔南自治州上海劳动服务公司既做中介又做管理。办事处通过和黔南各县劳动局、各技校甚至体校合作，不断地输出农村劳动力。

    然而，左静和她的同事们却始终碰到这样的困惑：大量的用工信息反馈回去就是招不到人。“大多数贵州务工青年依然是自发地出去打工，他们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为此，左静深感忧虑。

    做了这么多年的劳务输出工作，左静认为，整合贵州各地驻外办事处资源，让其在劳务输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分必要。她说：“各地州市甚至县都在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宁波、温州、昆山、苏州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其中的大部分都承担着部分劳务输出的工作，但是，能做的大都只是提供一些需求信息，而这些分散的信息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如果把这些驻外资源整合起来，成立贵州省长三角劳动力服务中心，实行企业化运作，外联长三角各大企业，内联贵州各级劳动部门及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我们劳务输出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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