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日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13)”，来自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这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的见解和思路。

我国经济短期“弱回升”，长期潜在增长率下移

与会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呈现“弱回升”态势。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结束了两年多的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但2013年头几个月，各项经济指标回升态势出现分化：一些指标在回升中出现轻微下滑;一些指标继续呈回升态势，但回升幅度不大。这说明，经济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相互交织，经济上行动力并不强劲，经济回升基础并不稳固。

导致我国经济“弱回升”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的深刻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已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经济走势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发酵，国际市场需求仍然低迷不振。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期进入潜在增长率下移的增长阶段转换期。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很难进入强回升状态。其次，宏观调控政策放松力度不大。本轮宏观调控没有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而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考虑稳增长、控物价、防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另外，受居民消费价格和住房价格上涨压力的影响以及产能过剩的制约，目前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空间较为有限。第三，各级领导班子处于换届期。各地、各部门要形成新的决策和规划，需要有一个调研、酝酿、决策及实施的过程，难以一下子形成助推经济迅速回升的力量。第四，经济周期波动处于低谷。企业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困难，生产经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前景都不被看好，企业扩大生产以及银行放贷都非常谨慎，使得经济回升的启动比较困难。尤其是在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经济回升就更加乏力。

从长期经济增长态势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逐步下降。2013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也是自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连续4个季度低于8%，表明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这与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工业化阶段向城镇化阶段转变期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变化一致。从目前出现的一些明显迹象诸如资本弹性下降和劳动弹性上升、人口转型加速、生产率提高放缓、碳排放限制更严、节能减排标准提高、资本效率递减来看，我国经济出现减速趋势是必然的，现有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与会者认为，我国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为7%—8%符合经济规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潜力巨大，将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经济增速下降引起了我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与会者认为，按照中央提出的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年均增长7.5%的预期目标，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超过1万美元，就会胜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7.5%的经济增速是有保障的，主要根据如下。

工业化深入发展。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区域差异较大，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仍然偏低;从地区工业结构来看，各地区在技术水平、产品层次上存在同构性，这种雷同的工业结构有待优化。由此可见，我国工业化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将极大提高我国工业化的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城镇化加速推进。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与发达国家7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仅如此，在这52.57%的城镇化水平中还包括2亿多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7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时期。因此，未来20年，我国城镇化将持续较快发展，从而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从投资需求看，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继续扩大，房地产投资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也会相应扩大。从消费需求看，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入城镇，连同其家属，将有三四亿人由农民变为市民，这必将显著扩大消费需求，有力拉动经济增长。

面临诸多经济难题，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与会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既有巨大潜力，也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面临以下突出难题。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

政府干预替代市场机制的负效应显现。我国经济作为赶超型经济，在一些领域政府干预替代市场机制，在动员储蓄和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作用。但长期下来，市场择优机制被人为阻隔，导致低效率边缘企业不断增加，进而拉低了整体投资报酬率;还导致垄断现象广泛存在，尤其是服务业中的垄断问题比较突出，使得产业升级的高关联度、高劳动生产率准则难以发挥作用，因而市场对于经济转型升级的促进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城镇化的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在过去30年中，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但占用的土地资源增长过快。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并未产出相应的GDP，城镇化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益不高。

消费体制有待完善。我国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消费体制不完善。消费体制是消费领域中各种消费关系包括消费权益、消费组织、消费教育、消费信用、消费信息、消费安全以及消费运行机制和调控手段等的总称，其核心问题是消费权益。消费体制不完善，制约了居民消费，扭曲了收入、储蓄、消费三者的关系，导致内需难以扩大，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还不健全。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具有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要素禀赋优势，企业通过增加要素投入进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仍然有利可图，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有一定发展空间;二是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地方政府代替企业承担了相当多的经济职能，而地方政府受政绩目标的激励，具有推动经济粗放扩张的动力和条件，投资冲动比企业更为强烈。

后发优势空间缩小。发达国家为了实施再工业化，更加严格地控制高技术出口，我国靠引进高端技术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趋于缩小，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难度加大。特别是一些中高端制造企业回流发达国家，使我国产业升级的道路更加艰难。另外，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不仅对我国现有制造业发展构成巨大挑战，而且制约发达国家高端制造环节向我国转移。一些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发展近几年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就反映了这种变化，也反映了我国经济急需转型升级，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