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经济形势风云突变，一方面是美国经济数据持续向好，QE政策面临退出，另一方面是日本日元升值趋势突然逆转，“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受到激辩，全球新一轮的资本流动即将开始，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的危机，除美国外，各国股市持续重挫，在货币战的氤氲下，过去一个月间，全球货币政策放松的范围之广甚至令人感到吃惊。

事实上，5月初仅仅5个工作日之中，就有五家主要央行(欧洲央行、印度、澳大利亚、波兰和韩国央行)宣布降息。在这样的环境下，钢价受经济形势和下游需求影响，突然暴跌，目前在去年低点勉强维持，究竟下一步钢价如何运行，这需要仔细研究目前经济形势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到目前为止，国外**大的货币政策转变来自日本央行。日本央行新行长黑田东彦4月初宣布的新政策可以总结为“2的5次方”：日本国债和ETF购买量加倍，从而令基础货币加倍，将购买债券的期限加倍，目标是两年内令通胀率达到2%。日本央行行动之大胆、以及行动决定在其政策委员会获得全票通过都令市场大感意外。

另一项政策转变则和缓得多：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5月初会议的公报比以往增加了一句话，称委员会“准备加快或减缓购买资产的速度，以维持适当的政策宽松度”。相比此前美联储一边倒的关于何时收紧量化宽松的讨论，公报的这项变化表明，美联储已转向更平衡的政策倾向，原因或许在于当前的经济疲软，以及近期通胀率已明显低于美联储的2%目标值，令其感到不安。

欧元区方面，欧洲央行先是在3、4月份首次发出放松政策的口头信号，随后在5月初下调再融资利率，并用宽松色彩更强的措辞表达了未来几个月进一步放松政策、包括实行负存款利率的可能性。

就其他发达经济体而言，澳大利亚央行出人意料地在5月初降息25个基点;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在4月底联合宣布，延长“贷款融资”(FundingforLending)计划;瑞典和挪威央行均下调了各自发布的政策利率;加拿大和新西兰央行则降低了进一步收紧政策的调门。

一些新兴市场央行近几个月也加入了第三轮货币大放松的行列。有些行动是去年后期启动的放松举措的持续，但还有一些央行是在经济增长见底之后又下调了利率。5月份，印度和韩国央行先后降息25个基点;墨西哥则在3月份一次性降息50个基点;土耳其和波兰也已降息50个基点;匈牙利在我们2月份发布第三轮大放松的预测后已累计降息75个基点。

全球央行中**的例外是，巴西央行在4月份加息25个基点。但此举可称为“放松式加息”，因为市场预期原本是加息50个基点，而且巴西央行也未宣布启动一轮加息周期。

推动许多央行改变政策的**项重大因素很可能是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机制转变。日本央行的机制转变和相关的日元暴跌看来对其他央行的风险评估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一家央行采取行动输出通缩，那么其他央行自然会以放松自身货币政策来应对。

解释全球政策转变的第二项因素是，近几个月全球通胀率的迅速下降令许多央行感到意外。通胀率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因而央行无需对此过于担忧。然而，欧元区和美国都面临着货币升值的威胁和经济低迷的加剧，加上通胀率低于目标值，这些因素很可能推动了近期的政策转变。

第三，过去一两全球政策转变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经济疲软的动向越发明显，这促使许多央行重估经济增长风险。近年来，央行及其他预测机构的经济增长预测值都不如人意，这很可能减弱了决策者对经济预测的信心，令他们更注重对实际数据做出反应。

总体上看，就第三轮货币大放松而言，全球因素对央行政策的影响比前两轮更重要——日本的政策变化影响到资本流动，进而影响到汇率，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全球通胀率同步下滑，全球经济疲软**表现在大多数国家的贸易数据上。

然而美国失业率等数据的改善，使得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预期越发强烈，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资本突然撤出导致的，所以近期东南亚股市持续大跌。

国内政策导向面临微调

近日，5月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如果这种态势延续，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回暖，很可能在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7%的背景下，进一步放缓至7.5%左右。目前有几个问题需要格外注意：一是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质贡献可能显著减小。中国需要真正的出口，需要有创新、有产业升级的出口。二是5月外汇占款增量明显减少暗示热钱涌入放缓。中国未来几年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资本的流入，而是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巨大的资本外流可能导致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等风险，对此市场应提高警惕，未雨绸缪。三是PPI降幅扩大说明产能过剩问题仍旧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

中国经济显示出的疲软态势，将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面临考验：是继续维持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适当放松?从决策层来看，当前经济形势还处于稳定增长的局面，经济结构的自我调整还将缓慢进行。6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北主持召开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平稳，经济增速仍处于较高合理区间，但经济运行中错综复杂的因素也在增加。他强调，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关键要在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中有所作为，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激发市场活力。

事实上，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直到今年“两会”之后，中国在宏观政策上始终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调，这种政策搭配基本上是为了适度对冲“4万亿”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将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结构调整置于**主要的政策目标。在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决策层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很不乐观，判断经济有“两个动力不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但即使如此，中央也没有改变宏观政策的基调，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为什么在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中央仍然坚持宏观经济政策“偏紧的稳定”呢?罗百辉认为，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头了，经济不转型没有出路，只要能维持经济增长在某个底线上，中国愿意接受暂时的经济减速，而优先推动结构调整和方式转型。而这一“底线”增速是7.5%左右。对今年而说，三季度一旦经济增速临近7.2%，全年就有可能完不成预设目标，从目前对5月中国经济形势的估计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向着“底线”逼近。所以政策窗口将在三季度逐步打开，肯定会有一些适当的“预调微调”。

在经过上半年的钢价自由落体之后,目前的钢价基本合理,大部分钢厂处于盈亏平衡线附近,钢厂的亏损面已经扩大到40%左右,钢厂的减产压库动力加强,部分实力不济的中小钢厂已经开始停产减产,一旦亏损面扩大到60%以上,钢厂的集中停产将改变目前的多空对比,虽然原料价格目前已经大跌,但是一旦钢价止跌企稳,原料反弹的力度肯定要大于钢价,今年年初的铁矿石暴涨已经证明这一趋势,所以单纯考虑成本支撑是不合理的.

目前的钢价已经接近去年低点,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基本面上都有反弹的倾向,无非是等待一个合理的时机,今年和往年又不同,随着钢价的下行,库存反而没有增加,金模钢铁网首席分析师罗百辉表示,由于钢铁行业受银行严管,去杠杆化已经接近1年多,钢铁贸易的水平基本被挤干,社会库存主要积聚在钢厂手中,钢价一旦出现上涨趋势,钢厂调控库存资源的能力比以往强,钢价反弹的动力也会加倍.三季度将是一个关键的时点,如在考虑防范资本流出情况下,国内货币政策适当放松,其实目前是不缺项目只缺钱,一旦货币政策放松,下游行业钢材需求必然启动,随后也会拉动钢价,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三季度的形势肯定会比二季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