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京式家具，就是北京地区清代上层社会家具的流派，现代史学家一般公认的以清宫宫廷作坊如造办处、御用监在京制造的家具，以紫檀、黄花梨和红木等几种硬木家具为主。京式家具具有线条挺拔、曲宜相映，力求简炼，质朴、明快、自然的风格特征，故造型严谨安定、典雅秀丽、京式家具在材料选择、工艺制造、使用功能、装饰手法诸方面都达到了有机的结合。

北京地区、天津地区与河北地区的民间日用家具虽然也属于京式家具的范畴，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们并非真正的京式家具。在清代家具流派中，京式家具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苏式、广式形成三足鼎立。

明朝灭亡后，满族建立清朝政权，故宫家具曾遭到严重损毁，清廷大修皇宫，大造皇家园林和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另一方面竭尽财力，追求荣华富贵室内陈设，致使清初的家具需求量大大增加。**初时，清廷的家具主要来源是向产地采办，康熙年间还是沿明朝旧制从苏州地区采办，雍正后，新兴的广式家具得到统治者青睐，苏式家具的地位改换以广式家具为主宰了。所以，京式家具可分早、中、晚三期。**早的京式家具，实际上是苏广两地进贡的精品家具且数量巨大，仅乾隆三十六年有两江、两广、江宁、两淮等九处向宫内进贡达150件之多。

后来，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清宫的造办处下设了制造家具的机构，有木作与广木作，专门承担制作皇宫的木工活计。同时，造办处又从苏、广两地招募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专事木作。在清代，造办处为皇宫制作的高档家具成千累万。《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是研究清代宫廷家具的**手资料，经查考，仅雍正元年至雍正十四年短短的十多年期间，造办处制作的桌、椅、凳、柜、架、几、屏风、床榻就在千种以上，如镶金紫檀桌、镶银紫檀桌、玻璃面镶银花梨木桌、黑漆描金靠背椅、紫漆彩绘镶斑竹炕几等等，工艺之精良、式样之繁多、装饰之豪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谓穷奢极侈。

乾隆年间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仅从购买制作家具的紫檀就可想象皇家的奢华，如《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司库白世秀为备用成造活计看得外边有紫檀木三千余斤，每斤价银二钱一分，请欲买下，以备陆续应用等语，启怡亲王回明内大臣海望，准其买用，钦此。”又如《宫中进单》载:“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长芦盐政官著进：紫檀木一百根，长一丈四至一丈四、五尺不等”。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长芦盐政官著进：“紫檀木一百根，长一丈至一丈三尺不等。”

因宫廷造办处财力、物力雄厚，制作家具不惜工本和用料，装饰力求豪华，镶嵌金、银、玉、象牙、珐琅、百宝镶嵌等珍贵材料，使京式家具“皇气”十足，形成了气派豪华及与各种工艺品相结合的显著特点。

宫廷里的京派家具，风格大体介于苏式与广式之间，用料较广式要小，与苏式较相仿，但较明代家具宽大，局部尺寸也随之加大，家具雕刻装饰的范围更是随之增加，其造型呈雄浑、稳重、繁缛与华丽的风格。在今天北京故宫里保存的雍正、乾隆时期的家具，大部分是造办处的主作，它与清宫的建筑、藻井、窗饰，与宫廷陈设的华丽工艺品都保持了高度协调。

从纹饰上看，京式家具与苏、广不同，独具风格，它将商代青铜器和汉代石刻艺术吸收到家具上，将青铜文化与石刻文化融化进家具艺术，这是京派家具的成就之处，也是有别于其它地方的独特风格。这些不同形态的纹饰，文静典雅，古色古香。常用的纹饰有夔龙、夔凤、螭虎纹、蟠纹、螭纹、兽面纹、雷纹、蝉纹与勾卷纹等。

后来，从达官显贵的府内散落出不少京式家具，这些家具流落到民间，民间纷纷仿效，这便成为晚期的京式家具。这种家具也被称为仿宫廷家具，一直延伸到民国。加之后期的京派工匠，主要来自土生土长的河北，是一些粗活工匠，象盖房及打造马车的，不仅技艺差，他们的艺术细胞、艺术感受与追求也差，完全是一种谋生手段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的京式家具，无论是质量还是艺术都已大为逊色，一般是大改小、旧翻新，一味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偷工减料。例如榫卯不讲究，处理粗糙，榫眼过大就缠布条或者砸进一个竹楔子完事。在家具图案雕刻上，任意性很大，常常走形，从而失去了真正京式家具的“味道”和价植，就像我们今天在古玩市场上看到的大量伪劣的赝品一样，毫无艺术可言。

京派家具的影响与成就虽说不如苏、广两派，因它是从苏、广两派的基础上派生的，在历史上还是有一席之地和一定地位的。它在装饰手法上继承了历代的工艺传统，并有所发展。多种工艺的巧妙结合，构成它自己独具的风格与特点，代表着中华民族悠久家具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京式家具过度追求豪华和装饰，必定会淡化实用功能，以至使家具成为一种纯粹的摆设品，这不能不说是京式家具留下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