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上海一波又一波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的钢贸商或回老家，或关门结业撤出钢材交易市场，且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及钢贸商发展大环境“看不到一丝好转希望”的时候，小陈(化名)终于下定了决心：转行。

“什么是第四次科技革命?那就是互联网革命，电商革命。”7月8日，当记者见到小陈时，他迫不及待地对记者普及起了旅游电商的知识，而不是大侃钢铁话题。

“做钢贸商，贷不了款;即使能贷款，也要走很多流程。”小陈说，“但做电商，你业绩一旦做得好，概念足，说不定很快就能得到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的青睐。相较而言，以现在的金融环境，你说转行合算不合算?”

小陈这番话或没有错，甚至不是个例。

近阶段，与上海部分钢贸商、原钢贸商、业内人士及上海周宁商会接触后得知，至少在上海及周边地区，钢贸商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既有整个宏观大环境——钢铁行业近年来始终低迷带来的行业之困;更有目前屡被媒体和业界提及的“资金之渴”，尤其是4月底，上海银监局发通知要“商业银行警惕对钢贸商的贷款”之后。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上海银监局发出了上述通知?同时，钢贸商除了希冀商业银行放贷，到底该怎样应对如今的困局?从中，又该吸取怎样的教训?

困境来临 宁德钢贸商公开信

在中国钢贸圈，尤其是上海钢贸圈，名气**响的莫过于福建周宁籍的钢贸商。媒体报道的公开资料显示：宁德下辖的周宁县在上海有6万-7万人，大部分从事钢贸行业，周宁商会中，有1573家会员钢贸企业。“共占据上海钢材贸易零售领域90%的市场，现货领域的90%，批发领域的70%，是上海钢贸业的重要支柱”。而据上海宁德商会介绍，宁德在沪钢贸企业约有两万家。

“宁德钢贸企业，保守点算，他们在上海至少占据了半壁江山。”一位江苏钢贸商对记者说，“数量多，是宁德钢贸企业出名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团结。钢贸商圈子中，他们总能拧成一股绳，共进共退，共担风险，应对问题，而江苏、浙江的钢贸商是挤不进他们圈子的。”

6月初，宁德籍钢贸商在上海再次向外界展示了团结——《宁德籍钢贸企业写给银监局的一封信》(下称“公开信”)，要求银监部门“消除对宁德籍钢贸企业的地域性偏见”，且不应对整个钢贸行业的信贷实行“一刀切”政策(停止对所有宁德籍钢贸商的贷款)，**后，还恳请银监局对一些经营稳健的钢贸企业加大力度给予扶持。

其中，针对“一刀切”政策，公开信称，“若采取这种急刹车式的做法，将会造成不良后果”。比如，一方面，急速紧缩银根“势必造成企业资金链全面断裂，大量违约贷款出现，使正常金融秩序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与地铁、隧道、高速公路、工厂等签订的众多重点工程的“钢材供应合同无法履行”等。

在业内看来，这封公开信可算作对上海银监部门对钢贸商有关举措的回应。

“钢贸商圈内都知道，有关部门2011年开始，就不对钢贸商的贷款情况进行预警了。”作为原钢贸商人士，小陈对记者说，“同时，一些中小型钢贸商也确实从去年开始就很难拿到银行的授信，或要费很大劲才能拿到银行的贷款。”

一条未经官方证实的坊间消息似乎佐证了小陈的说法：去年某银行上海支行的一家分行副行长曾因“违规放贷给钢贸企业”，“造成数额十分巨大的坏账”，因此“被开除了”。本报记者试图根据这个消息向该银行进行求证，但截至发稿，未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而与上述消息相对应，据媒体先前的公开报道，去年7月26日，上海银监局就给各家银行发布了《关于开展钢贸企业授信情况调查的通知》，要求各家银行重点排查钢贸行业的信贷风险;去年11月2日，上海银监局给各家银行内部下发了《关于钢贸行业授信风险提示的通知》;去年11月底，上海银监局又下发了关于钢贸行业的文件，“其中提到钢贸行业贷款过于集中，整个上海地区的钢贸贷款的余额为1500多亿元”。

不过，真正让钢贸业界震动的，还是今年4月底，银监会办公厅下发的一份《通知》。据公开的披露信息，《通知》明确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时调整信贷方向和政策，“防止部分钢贸企业虚构贸易背景的套(骗)取银行贷款行为发生”。

“本来销售就极度不好，再加上贷款也停了，大家能不急吗?”上述江苏钢贸商表示，“事实上，不光是宁德籍钢贸商，江苏、浙江等在上海的钢贸商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给授信。钢贸同样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没有银行的金融支撑，肯定不行。所以，站在钢贸商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宁德钢贸商为什么会写这样一封公开信。”

事实上，据本报了解，因为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停贷或贷款难，以上海**大的宝山钢材交易中心为例，一位圈内人士7月6日对说，至少 “已经少了10%的钢贸商驻户”。他同时对本报透露，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家较为**的钢贸企业曾在今年4月“发生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一度向我们求助，才暂时渡过了难关”。

上海周宁商会执行会长肖志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我看来，**主要的危机实际上是恐惧。银行恐惧，导致钢贸企业恐惧。实际上，问题有这么大吗?所以，公开信的出现还是比较及时的。”

贷款手段 联保联贷重复抵押

“为什么没人问：银行为什么不给授信?不给贷款?”6月底，另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原钢贸商人士对记者说，“因为，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多‘秘密’。做一个反问：有多少钢贸商没有联保联贷?有多少钢贸商是将贷款真正用到了钢贸领域?”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上海所有钢贸商在银行的贷款是1510亿元多。在业内看来，对银行业界而言，一个潜在的担心是，一旦风险全部释放，定将对整个上海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也许会有不少银行要关门歇业”。

据上述原钢贸商人士的说法，就钢贸企业的贷款手法和贷款用途看，“绝不能否认风险的存在”。

“在宁德钢贸商圈子，联保联贷很普遍。”该人士对记者说，“比如，一家小型的钢贸商会通过老乡的天然身份，集中周边几家、几十家钢贸商的库存，向银行贷款。然后，其他钢贸商会用同样的手段从银行获得授信。”

“另一个业界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00万元的库存，按以前的操作方式，一般可从银行换取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不管是上述联保联贷，还是以库存换承兑，对银行而言，杠杆率确实是太高了。”小陈则对记者说，“但仅从我的角度分析，银行本身很难在这方面进行监管。”

“或许，站在中国金融大环境这个高度，这样做没有错。”对于上述观点，一位**业内人士7月5日对记者分析，“中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做的只是‘锦上添花’，极少‘雪中送炭’。当然不可否认，银行‘锦上添花’确实是出于银行业系统风险控制，可从扶持中小企业的角度考虑，真正有多少中小钢贸商能通过正常的途径、正规的操作将流程走完。即使真有钢贸商走完这个流程，那得花费很多时间乃至金钱成本。”

“通过重复质押获得的资金，只要是用于实业，就大可不必一棍子打死，而是要进行防控。但客观而言，确实要避免恶意套取资金的情况出现。”西本新干线信息总监盛志诚对本报表示，“而且，我认为，就全国范围而言，联保联贷的情况可能仅限于少数钢贸商，不是所有人。”

对此，肖志成对本报坚称，上海周宁商会成立16年以来，从没有坏账，从没有发生过银行违约事件。他还对本报透露，与民生银行合作6年，不仅没有坏账，而且，年初钢贸圈内影响重大的“李国清跑路事件”给民生银行造成的4600万元损失，“也是商会这边帮还掉的”。

贷款用途 炒楼炒房炒期货?

除了从银行获得授信的手段引起外界争议，另一个争议是钢贸商的贷款用途。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去年到现在，不断有报道称，钢贸商在炒楼、炒房，甚至是炒红酒。比如，年初长三角地区数个“跑路”的钢贸企业负责人中，均被传出因炒楼元气大伤，还不起贷款，进而不得不选择躲避债主的追讨。

今年4月银监会未公开的《通知》也表示，银监会接到公安机关通报，“反映部分钢贸企业以钢材市场为融资平台，通过虚假注资担保公司，以抵押质押、重复抵押、互保联保的方式，大量套(骗)取银行贷款”。同时，企业在骗取银行贷款后，“又变身投资公司，将所得资金投向房地产、股票、期货，甚至高利贷等高风险行业”。

“全国各地差异明显，不能讲全国大部分钢贸企业都在这么做，但在局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确实比较风行。”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赫荣亮认为。

联合金属网分析师胡艳平也对记者说，“相关现象属于‘特殊群体的事件’，不是所有的钢贸商全是这样，只不过，华东**突出而已。”

“实际上，对于银行来说，钢贸商**大的风险除了不合时宜地进入房地产市场之外，就是进入金融市场，炒作期货钢材价格。”盛志诚对记者说，“客观情况是，现货确实不好做，因此，会有一些钢贸商进入期货市场，炒作一把，赚一些快钱。但殊不知，对银行来说是杠杆加杠杆的操作，风险很大; 对钢贸商来说，市场一旦看不准，危险也不可小觑，甚至可能连银行的利息都难以还上。这样的现象也许不普遍，但的确存在。”

出路何在 行业、产业与金融之惑

记者采访中发现，无论是钢贸商、原钢贸商还是业内分析人士均认为，今天上海钢贸商，尤其是宁德籍钢贸商资金链紧张，甚至一度出现人人非议的局面，根本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应该是“各方合力造成的结果”。

“银行就没有责任吗?除了大家公认的‘锦上添花’，喜欢贷款给房地产行业，贷款给央企，还喜欢‘嫌贫爱富’。”一位参加过周宁上海商会会议的人士对记者讲述了一则他从周宁钢贸圈听来的例子：前几年形势好、做钢材贸易还能赚到利润的时候，某银行业务员曾“怂恿”，并“想尽办法”让一位钢贸人士花1000万元买下了上海某地的一套别墅，“进而，以这套别墅为抵押，并辅以购买理财产品得到优质客户认证的资质等，再加上一些其他手续或费用，又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元给这位钢贸商”。

“与现在的情况相比，这是不是一种讽刺?”上述人士对本报感慨。

银行“嫌贫爱富”，但从行业角度看，**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钢铁行业之惑。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中国钢铁行业始终处于低迷态势，行业年均利润率在工业行业排名中，不断下滑，甚至接近全行业亏损。盛志诚对本报分析，“究其原因，根本上说，是产业环境出了问题——上游钢厂方面，即使行业再怎么差，始终没有减产的迹象，产能居高不下，甚至还在拓展新的产能，这不仅极大压缩了钢价的上涨空间，变相造成了铁矿石价格的上涨，进而，也影响到自己的利润及整个行业的低迷;部分因为上述因素，钢厂在必须做到盈利，或至少保证只有小部分亏损的条件下，不得不将自己的出厂价以高于市场价的方式对外报价，让再下一环的钢贸商承担这个出厂价;而在下游用钢需求市场，房地产、造船、汽车、铁路基建，有哪一个行业在这两年大幅提升过产量?这样，夹在中间的钢贸商自然日子是**难过的群体之一。”

赫荣亮也认为，宁德籍钢贸商的困境，一方面是受到整体宏观环境的影响，整体经济不景气，市场消费量的减少，导致市场业务量下降，就连出货千吨万吨的大型贸易企业也出现了经营困局;另一方面，钢材价格弱势波动，处于低谷，钢贸商恐惧行情，谨慎操作，从市场中套利的可能也大大降低;此外，受到中国钢材贸易形势的影响，钢贸商需要向上垫付订货资金，向下垫资销售，而与此同时，这几年随着钢材市场不景气，钢厂争取下游用户的意愿提高，钢厂直营销售，建立营销部门，对钢材贸易这种传统的销售方式形成冲击。

“往低了说，这是整个行业之困、产业之困和金融之困。往高了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已确实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钢铁行业的发展一直是重要的经济参考指标。”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同时，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政策、金融政策看，是不是都有需要反思的地方?比如，为什么钢铁行业利润如此之低，房地产却仍然是暴利行业?”同样，需要反思的或许还有钢贸商本身。“过去传统的钢贸商模式，或许需要变一变了。”盛志诚认为，“从现状看，传统的囤货赚差价、做代理拿钢厂的补差、依靠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买进卖出赚差价、低成本融资或专做其他行业均不大行得通了。”